程砚秋先生说：“研究我国的戏剧，可分纵横两个方面：前者是把我国戏剧的起源，及其史的发展，作一个系统的研究；后者则就着它的本身组织加以种种的分析和说明，并进一步地去谋适当的改革。”（《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序）这段话可以说概括了传统京剧研究的两个主题。撇开戏曲文献和剧本文学的研究成果不论，从纵的方面说，我们已经有了张庚、郭汉城的《中国京剧史》上中卷，而在横的方面，则齐如山先生与秋文先生前后交映，余人难以瑜亮并著。
程砚秋先生的这段话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发表的，当时的京剧如日中天，而有关京剧的研究则刚刚起步。在今天，由于学科的交叉使得边缘学科研究成为可能，京剧研究早就不限于程先生所说的那两个方面了。在京剧文化学的领域，我们可以举出徐城北的名字。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黄育馥女士的近著《京剧·跷和中国的性别关系（1902－1937）》（三联书店1998年12月北京第1版）则在艺术社会学的领域进行了全新的拓展。
黄育馥女士出生在一个艺术家的家庭，她的令堂黄玉华女士是尚小云先生的高足。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黄育馥女士很早就表现出对于京剧的浓厚兴趣。自1979年以来，她开始致力于社会学研究，尤其是性别研究，这个时候再回头看京剧，她发现，“虽然京剧在剧情中和表演上充满虚构，却的的确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社会现实。”（本书前言）于是，一个小小的舞台道具——跷，引起了黄育馥女士的注意。她意识到，从20世纪初跷在京剧舞台上的兴衰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化，全书的目的就在于揭示旦角演员使用跷这一艺术现象的社会内涵。
跷曾经是京剧某些旦角的重要道具，是为模仿旧时缠足妇女的畸形脚而制成的。在本书中，黄育馥女士详细地介绍了跷的形制及使用方式和步骤。这不仅因为本书原稿系以英文写成，主要针对非汉语世界的读者。其实，在1952年全面废止跷功以后，中国人中即使是京戏迷也甚少有人真正见过跷了。不止于此，诚如作者在本书中所指出的，旧时在京剧界内演员绑跷曾经是一种高度的隐私，这也使得国外研究中产生很多对于跷的误释。因此，详细而准确地描述跷的形制和使用是相当必要的。由于到了舞台上重新出现踩跷的1984年，梨园行的许多传统班规禁忌早就不复存在，黄育馥女士得以观察和拍摄下绑跷的全过程。这些与行文相穿插的图片以形象简洁的方式说明了问题。
为完成此项研究，黄育馥女士采访了许多京剧界的前辈，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作古了。在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黄女士才开始她的理论探讨。她指出，跷的功能可以有技术和象征两个层面。跷的技术功能包括使演员的身材更显修长，动作更加自如和保护演员的脚踝。跷的象征功能包括显示女性角色的性别特征，突出旧时女性的柔弱之美。其核心就是表明女子是男子的性目标。跷在展示女性角色的武功时也起到衬托作用。关于这些问题，从前的京剧剧评家多有论及，但只是停留在表面，停留在现象本身，而没有发掘出艺术现象背后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黄育馥女士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待此一现象，在体系的作用下深入表层，于是前辈剧评家如散落珍珠的述评就被黄女士用一根丝线串了起来。
作者重点考察了1902年到1937年的京剧舞台，“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它们影响了中国的性别意识和社会结构，也影响了跷在京剧中的使用。”（本书导言，第3页）黄女士以史学考据的眼光考察了王瑶卿先生改革旦行的进程，充分肯定了有“通天教主”之称的王瑶卿在废止跷功的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王瑶卿的改革是从对《儿女英雄传》中十三妹的形象变革开始的。固然就这一舞台形象而言，不踩跷远远好过踩跷，这是王派十三妹能为观众所接受的一个因子，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而带来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更为巨大。
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妇女地位问题被舆论所重视。而缠足的陋习更是受到先进的国人最猛烈的抨击。随着为屈从于男性的变态性欲望而产生的缠足现象的逐渐绝迹，社会集体心理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样，模仿缠足的跷也面临着挑战。而更为直接的影响是京剧旦角花衫行逐渐成为主流。黄女士追源溯本，讨论了花旦行对跷功废止问题的两极分化，以筱翠花和梅兰芳、荀慧生为个案展开论证，以说明在当时一方面跷用以表现角色性别和显示女性美的象征功能正在逐步减弱，另一方面它仍然保持着表现女性是男性的性目标的象征功能。作者在对废止跷功的进程进行考察时，重点放在花衫行的发展上。她指出，在社会文化环境的背景下，花衫成为新的舞台理想女性的形象。正是由于大量的健康新女性的形象展现舞台，才使得旧形象的消隐成为可能。
黄女士还探讨了京剧性别结构的变化与跷的关系问题。作者以她所擅长的社会学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图表说明不少问题。
在艺术社会学的领域，曾经有过潘光旦先生的《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1941年），可谓此一领域研究的先声。黄育馥女士的此项研究承继了潘光旦先生的研究思路，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专著，作者早就声明，她无意对跷的绝对价值进行评判，然而透过文字表面，仍可见出作者对跷工造成的演员苦痛的深切同情。而这种同情与她对于男性权力话语下女性地位的哀矜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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